2026年9月18日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行政许可批复栏里，同一天出现了11家村镇银行的退出信息。慈溪民生村镇银行、厦门翔安民生村镇银行，解散，资产负债由民生银行承继。同一天，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被上海农商行吸收合并。再往前几天，山东青州农商行把周村青隆村镇银行的网点翻牌成了自己的支行，存贷款、征信、手机银行整体迁移，招牌一换，法人消失。

如果只看招牌，县域街头的金融服务似乎没什么变化。但如果看牌照，变化是断崖式的。截至2026年9月21日，全国存续村镇银行法人机构986家，自2007年首家村镇银行设立以来首次跌破1000家关口。2021年末的历史峰值是1651家。不到五年，超过600张村镇银行法人牌照从金融许可证系统里消失了。2025年全年退出310家，是2024年83家的3.7倍；2026年前9个月再退183家，9月中旬那一周就集中批了13家。

数字不会自己解释自己。但数字的加速度说明了一件事：村镇银行作为一项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制度实验，正在经历一场主发起行集体用脚投票的收缩。用更直白的话说，那些当初抢着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银行，正在用比当初进入时更快的速度，离开这个领域。

退出的名单上，国有大行排在前面

如果以为“抛弃”是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局部行为，会错过这场收缩的真实版图。

国有大行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村镇银行领域的撤出。农业银行发起设立的6家“农银系”村镇银行，2025年11月从厦门同安开始退出，到2026年1月克什克腾、安塞、绩溪在5天内密集完成解散批复，全部改建为农行支行。交通银行控股的4家村镇银行——大邑交银兴民、青岛崂山交银、浙江安吉交银、新疆石河子交银——在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间全部改建为交行分支机构。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2026年半年报中已经不再运营村镇银行，法人退出完成。

更早的撤退发生在建设银行。2018年，建行将旗下27家村镇银行整体打包，以16.06亿元转让给中国银行与新加坡富登金控合资的中银富登，一次性出清了这块业务。工商银行2025年6月完成首单国有大行“村改支”，收购重庆璧山工银村镇银行改建为支行。光大银行、华夏银行的“村改支”已经收官。股份制银行里，浦发银行的动作最彻底：2025年年报还列着28家浦发村镇银行，到2026年9月临武浦发村镇银行退出，浦发系村镇银行实现清零，全部改制为母行分支机构。民生银行2026年以来已有12家村镇银行退出法人序列，改为民生银行支行或分行，目前仅剩15家存续。

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的退出方式高度一致：吸收合并、改建支行、法人注销。母行把村镇银行的资产、负债、员工、网点整体接过来，村镇银行的独立法人资格上缴，变成母行体系内的一个经营单元。对于母行而言，这不是“卖”，而是“收”。收回来之后，村镇银行不再需要独立的董事会、监事会、高管层和一套单独的风控系统，管理链条缩短，合规成本并入母行大盘子。2026年4月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主发起人最低持股比例从15%提至51%，本质上是在告诉所有主发起行：要么真金白银地绝对控股、把村镇银行管起来，要么就不要继续持有这张牌照。对于已经决定收缩的大行，答案已经写在了批复文件里。

城商行的算盘：能卖则卖，卖不掉再说

国有大行可以“收”，因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足够厚，把村镇银行并进来只是多一个支行。城商行没有这个从容。

上海银行是观察城商行处境的合适样本。2025年，上海银行将江苏江宁上银村镇银行51%股权以1.28亿元挂牌转让，接盘方是常熟农商行，随后江宁上银被常熟农商行吸收合并。2026年7月，上海银行又把崇州上银村镇银行51%股权挂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，底价6734.18万元。这笔交易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：崇州上银2025年营业收入526.55万元，净利润为-2715.06万元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是二次挂牌。2026年5月第一次挂牌时，无人接盘。

上海银行旗下尚存的另外两家村镇银行——上海闵行上银村镇银行、浙江衢州衢江上银村镇银行——2025年净利润分别为-130.08万元和-1386.29万元，同样亏损。对于一家2025年归母净利润241.93亿元的上市城商行来说，这几家村镇银行的亏损额在合并报表里并不显眼，但它们的资产质量、资本占用和管理半径，与母行长三角核心区域的战略重心之间，已经找不到太多交集。挂牌转让，是试图把“并表内的亏损资产”变成“表外的现金”，但产权交易所的竞买人名单说明，愿意在这个时点接手一家亏损村镇银行控股权的买家，并不好找。

广州农商行的做法更干脆。2026年9月，广州农商行挂牌转让北京门头沟珠江村镇银行98.64%股权，底价约1.59亿元，这是该行持有的全部股份，清仓式抛售，且已经是其推进处置的第四家省外村镇银行。城商行和农商行对异地村镇银行的态度，正在从“跨区域布局的桥头堡”转向“管理成本高于收益的远端资产”。

“包袱”的账本：不是每一家都亏损，但亏损的那一批足够沉

说村镇银行整体是“包袱”并不准确。已披露年报的341家村镇银行中，长兴联合村镇银行2025年上半年不良率仅0.67%，拨备覆盖率940%，资产质量优于不少大中型银行。但同一个样本里，68%的机构净利润不足1000万元，21%处于亏损状态。这组数据的含义不在于“有多少家亏钱”，而在于村镇银行作为一个资产类别的盈利能力分布，已经高度两极分化，而亏损的一端正在把整类机构的估值锚往下拽。

渝农商行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母行视角。截至2025年末，渝农商行旗下村镇银行不良贷款率从上年末的1.07%升至1.55%；到2026年6月末，其控股的12家渝农商村镇银行合计不良率进一步升至2.33%，是全行水平的兩倍以上，拨备覆盖率仅213.49%，远低于全行的357.47%。盈利层面，村镇银行板块全年净利润从4900万元跌至2400万元，腰斩。渝农商行整体不良率连续六年下行至1.05%，但村镇银行板块的资产质量曲线是朝另一个方向走的。

这组对照解释了主发起行的行为逻辑。村镇银行在母行报表里的分量，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，而是看它消耗了多少资本、占用了多少管理注意力、在并表之后把母行的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拉低了多少。一家净利润不足千万的村镇银行，在母行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资产盘子里，利润贡献可以忽略不计；但如果它产生了几千万的不良，并表之后需要母行用真金白银计提拨备，这笔账就变得具体了。当监管要求主发起行持股从15%提到51%，村镇银行就从“用少量资本撬动一块牌照”的财务投资，变成了“必须绝对控股、必须并表承担风险”的沉重负债。在这个算式面前，退出是理性的。

剩下来的怎么做，比退了多少家更难回答

截至2026年9月，986家村镇银行还在营业。它们中的大多数会在未来一到两年内继续走完“村改支”或股权转让的流程，法人数量还会往下走。但“减量”本身不是目的。监管文件里反复出现的词是“减量提质”，而“提质”的检验标准不在金融许可证系统里，在县域的信贷可得性里。

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对照是：村镇银行数量从1651家降到986家，但县域的网点、存款、贷款并没有同步消失。大多数退出案例中，资产负债由承接行整体接续，网点翻牌后继续营业，客户账户和合同关系不发生中断。从金融服务连续性的角度看，这是这轮改革做得相对扎实的部分。但法人合并之后，决策链条变了。原来一家村镇银行可以在本地完成的小微贷款审批，并表之后可能需要上一级分行甚至总行的授信政策覆盖；原来针对本地特色产业的灵活产品，并表之后需要纳入统一的产品目录。法人可以合并，服务的颗粒度不一定能自动平移。

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：当村镇银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牌照类别，而是变成大银行体系内的一个支行或分行，县域金融的组织形态实际上在向“大银行分支机构主导”收敛。这未必是坏事，大银行有更便宜的资金成本、更成熟的风控系统和更强的数字化能力。但村镇银行制度设计的初衷，恰恰是在大银行覆盖不足的县域和乡镇，用独立法人的本地化决策来填补服务空白。当这个“独立法人”的层级被取消，填补空白的机制就从“本地化的资产负债表”变成了“大体系内的一个成本中心”。后者是否愿意、是否有能力在那些单笔金额小、管理成本高、不良容忍度低的业务上持续投入，是一个比“今年退了多少家”更值得追踪的问题。

986这个数字还会往下走。村镇银行的牌照，正在从十几年前各路银行争相申请的“准入红利”，变成一张需要权衡持有成本的“责任凭证”。主发起行用退出投票，投的是对这块业务商业可持续性的判断。投票的结果已经很清楚。剩下的问题是，当牌照的收缩告一段落，县域金融的服务供给由谁来接、以什么成本接、按什么逻辑接。这个问题，不在退出的批复文件里，在下一份县域信贷数据的报表里。